教大校董馬時亨在電視上說:「我希望香港人好好反省一下。自由是有界限的。自由不是沒有界限的。」他接著說:「換著你是家長,你會否讓你的子女受這樣的老師教?」。將心比己,沒有一個家長會樂意將自己兒女,交給一個在年青人逝世時道賀慶祝的人手上去教。我是認同這一點的。
可是馬先生沒有說清楚,他指的民主自由的界限在哪。網絡上,繼續有人紛紛以捍衛言論自由為理由,間接支持以自由為由認允這些謾罵。這個世道,高呼民主,換來十個八個讚已是輕鬆事情。這種能見的認同,使得支持禍端的理由都好像很合理:「生事者都是發表自己意見,有什麼可斥責呢?」正所謂,禍從口出。我們似乎忘記了,中國歷代多少人因為一個口誤就丟了性命。回顧歷史,我們可見社會進步了,百姓福祉都受保障,不會再因一言之弊就被皇帝官員判入牢獄。繼習了西方民主氣候之後,公共行政透明公允的方式。這效益是修到了。另一方面,公眾意見也百無禁忌起來。民主作為後盾,造就了許多有恃無恐、大言不漸的謾罵譭毀。這境象並不利於有秩序的公共行政。
在上個世紀,許多智者洞悉到,民主社會,縱然它是一套多麼優秀的政治系統,對個人的權利多麼看重也好,它都必定會養成任性妄為的個人主義。我們要問清楚,我們是不是要一個挾怨帶仇、絕勝棄智的社會。說白了,這貼出來的幾張咒罵,無非是針對教育局局長這個掌權者的洩忿。民主社會的氣侯底下,對任何疑似特權、精英、階級的東西抱持懷疑,已經不是第一天的事情。但當這種監控混雜了個人的仇恨和偏見,就變成一種咒毒的謾罵了。坦白說,這個局長剛上任,除了過往在教育界的經驗之外,實行的政績都鮮被廣泛知曉。討厭他的理由何在?喝彩人兒子逝世的恨何在?生事者可以公然了一個痛快,莫非他早熟諳這民主的放縱,預料許多衛士將會挺身而出,欣賞他的「敢言」?
對於放任如此的舉動,教大校長張仁良向記者批評生事者的不當:「禍不及妻兒,為什麼要在別人傷口撒鹽?」。張校長是想指出生事者的禍遷家人的殘忍。但在於支持生事者的一方,這並不是一個充份的理由,來解釋生事者哪裡出問題。我不想似語言學家般過度字眼分析,但「禍不及妻兒」的潛台詞就是「一人做事一人當」——蔡若蓮有對你不著的地方,你找他算帳就好啦,幹麻要牽怨於無辜妻兒。換言之,怨你可以報,但要找對對象。
但張校長把重點弄錯了。生事者錯不在找錯對象,而是惡在他們輕蔑生命。一個年輕的生命,都像我們每個人一樣,有一個未知的天命。當一個人要以死去了結活躍的生命,代表他在這個社會中,看不見未來、找不到出口。年輕人有更長的歲月去成為社會中可貢獻的一員。對於整個社會來說,年輕生命逝世,怎麼看都是一個損失。這亦都解釋到為什麼我們對年少喪命,會有莫大的哀慟。深思一下,我們便知道沒有一個社會是完美的。當一部份人享受優待的同時,便有部份人在背負苦困沉重。這境像未必在日常生活中顯而易見,又或者我們的心已疲憊不堪去感受。但這並不防礙我們知道,由個人聚集而成的社會,我們或多或少都旁人造了些孽,所以我們莫說不能嘲笑年少逝世,更要對這些悲劇懺悔。
社會是從這一個一個的悲劇中汲取教訓,改過修正。我們有多願意去承認錯誤,是決定我們是要隱惡揚善,還是隱善揚惡。生事者這次的舉動,不是黑白對錯那麼分明,卻是善與惡的抉擇。生事者或許現在可以拍心口,說自己到底只是打開心窗說亮話,並沒有責任要負。但要把握這個機會自省,是否唯有心中怨懟能重創別人心靈,才能滿足他?換個角度,我們做事不只是考慮社會容不容許,也要問問這過不過到自己的良心,是否己所欲施於人之事。這幾張紙,只所以引起社會這麼大迴響,是因為它或多或少反映了我們社會的一面。這幾張紙上面的訊息,是說一個人「死不足惜」。當社會其中一員離開這個世界上,有人會認為這是得益而非損失,跑去興高彩烈向死者家人道賀。這句話的訊息令人不寒而慄,使人覺得原來自己生於活於的城市,是多麼的冷酷悲涼。
以前某些說話講出口,阿媽都會拍打我個頭:「積下啲口德啦你」。父母輩或多或少都相信鬼神之說,認為神靈總是在背後監聽著我們一言一行。我們的迷信好像從神靈溜到了民主女神身上。民主女神是否能將社會難題都迎刃而解,這是言之尚早。但我卻覺得民主女神並不如鬼神般使人律己以嚴、豁達釋懷,反倒令人變得自我怯生、以眼還眼。當我們的頭不再向上求神仙指點迷津時,我們便要與鄰近和對站的人赤裸裸地面面相覤了。但願我們互相在對方眼前和自己心中仍是個謙謙君子,懂得自重自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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