離開Whatapps尋求專心致志的生活有問題嗎?

這年頭即時通訊當道，若果不使用，常常會叫人嘖嘖稱奇。以下是我不再用Whatapps之後的得益和周遭人的反應。目前我沒有眷戀以往用即時通訊的日子，我感到我正在遘向一種專心致志的生活。我認為專注的生活就是好生活，而離開Whatapps是我的第一步。最大的得益是重獲稍息和悠閒，減省不必要的注意力。但是有得必有失，我也迎來各種的投訴，以下是我歸納出來，三個對離開Whatapps最大的批評。

批評一：「你離開Whatapps，我找你很麻煩耶。」

這個意見所指責更加深入的是，離開即時通訊的人，堅持傳統的聯絡方式（通常是電郵或電話），摒棄了即時通訊容許用家其大一個最大的便利 — 延遲回覆。延遲回覆好處在於，發訊者有事找你便留下一帖訊息，不需要即時答覆。另一邊廂，回覆的人可在有空才回。科技帶來的便捷，若不加以利用，會被視為一種拖垮和消耗他人的舉動。

本應是個使雙方都有稍息空間的談話方式，但即時通訊實際操作起上來並不如此。即時通訊的介面不鼓勵長篇大論，很少人有毅力把事情整理到答覆一次就能告一段落。訊息總是很零散地浮上水面，一天回來三番四次索求著我們的關注。再加上，一天上落屈指一算，不單單是跟一個人對話、而是要跟群組裏的多個人，以及多個群組持續聊天。我知道很方便，但要在工作之餘、分身兼顧與多個人答話，是件很透支寶貴的注意力的事情。所以我決定減省了手機上最使我應接不暇的工具。

研究注意力的學家就發現，人處理完每件事都會不時處於一個可稱之為殘留注意力的狀態。這個狀態是指，當辦完一件事，那件事的思緒會留在腦海中。當正處理別的事情，腦海中仍會不自覺地浮出那些前事的思緒。

偶爾瞄一下手機看誰寫了帖訊息，這種事看似無傷大雅。但要知道，注意力就像肌肉一樣，是需要鍛鍊出來的。早在心房上留了印象的事情，每每在需要專注的時候，又會浮出來開使我們的注意力。長遠而言，慣了不時查閱手機短訊，這習慣會損耗我們的長期集中的能力。不再用即時通訊，雖然聯絡上面偶爾會帶來些麻煩，但往往不是沒方法聯繫得到。撇掉這個習慣為我帶來的裨益遠遠抵消帶來的不便。

「只不過是你欠缺自制能力罷了？」

和朋友討論這事的結果，通常結論都只有一個，那就是說你自制能力太低了。我不是沒有嘗試其他方法。我曾經切換到舊款式、上網速度極慢但仍支援Whatapps的諾基亞手機 (型號:Asha 300)。目的減低上網的意圖，從而節制。但我發現最打擾我個人日程的不是網絡，而是想查看Whatapps的心癮。常常說的資訊爆炸，許多我們都可以不去理會。但正正是我們最關顧和最切身的訊息使我們難以省卻掉。現在這些切身事情正以狂潮方式一樣沖洗我們。談到自制能力，我的領悟類似另一位刪掉了Whatapps帳號博客：「我曾評說工具是死的人是活的，善用就好，不必極端。我錯了。不是你善用就可以，有了電話號碼有了帳號別人就有期望，不是你能控制，所謂善用，只能是不用。」

批評二：「這樣做很不顧及別人，你不是在迫找你的人都用你的方式你溝通嗎？」
這點和批評一很相似，但已經昇級到道德譴責的地步。指責你的人已經到忍無可忍，不想包容你的地步。離開即時通訊，被視為一種頑固守舊的行為。不與時並進、不善用進步的科技就像是「公主病」一樣，要求另一方遷就。這裡斥責是一種自私的人格，必須要釐清，否則對人際關係傷害深遠。

即時通訊的成功在於，它說服了我們的文化，即時傳訊是最有效率的溝通方式。即時傳訊的「即時」，指的是傳訊時不會受到現實世界地域的限制而受阻。穿洲過省只需數秒就能寄信，被視為助人爭分奪秒，最豐盛生活和最大效益化的表現。

但我要爭論，極之普及的即時通訊，不見得是尊重他人和自己時間的方法。我們用即時通訊是因為三個好處：1.談話容易點　2.能向一大群人發放訊息　3.省卻了直接面對的不安感。但它不見得是傳情達意的好工具、也不是使我們欣欣向榮的時間管理工具。

即時通訊軟件很容易使我們怠惰於照顧他人感受。等車排隊時擱下來的話，通常沒經過幾番思索和反覆處理，含金量不高。寫的人很簡單擱一句話，答的人分分鐘要花上小時。在電話一端投入地答覆的人，通常看不出即時通訊的霸道。便捷換來的代價就是無交接。你空閒時擱話，他空閒是答話，大家根本都無交接過。好多時都是一句話我擱下來，你撿起來。躲在螢幕後可以省卻那種需要即時反應的不安感，但也省去了惜重與對方共處的緊密存在感。

但這是主張勤快和精明的時代，效率勝過一切。那些將對方看待成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的情操都被視作吟風弄月。匆匆忙忙彼此都只是在各自並行的時間線上，向對方交棒。有時丟了棒、甩了拖也很懶得去修正。很忙很累的都市生活，是內在的空虛和外在的匆忙。都是因為效率作祟，使我們怠惰於去花心思去顧自己和他人的感受，同時也輕蔑了閒暇的價值。

周國平就記載尼采如何評論現代人活在一個卑鄙的時代。如果尼彩的形容貼切的話，那麼很多卑鄙的事情正以效率的名義，被歌功頌德。用上即時通訊，表面上沒有要求人即時答覆，是很開明。顯然沒有迫逼威嚇，但卑鄙之處就是正於，血肉之軀、寸寸光陰都被一種社交協同支配著。我挖走人一點時間，我也覺得佔用人一點點不為過。同屬互相佔用他人光陰的人，最後形成一種協定，彼此都擔當著伺服器後面的人員，長年侯備保持上線。你可以下線；但我知道你總會有上線了的時侯，因為這是即時通訊用家的本分。因效率掛帥，彼此支配彼此的閒暇，形成一種牢不可破的連線文化。

這種工具也令到人的情感好生造作。現在有很多人用Whatsapp傳給你，已經假定你一定會看到，更別說要追查你是否理解他說什麼。隔著螢幕互相猜度的誤解不時發生。也是為什麼許多人在句末都打個#哭笑不得#的符號的原因 — 你不要過於認真揣摩我的話語。

即時通訊從來不是作文章的地方，篇幅稍長一點已成過於認真的文章，被視為自討沒趣。即時通訊本來就應該只是簡短訊息來往。真正與我們福祉密切的事情，鮮會能在是短短幾句可以道透。有些人偶爾會貼出些發人心省的文章。但其實發過去超過50個字，或者要徵求三五次回覆已成別人負擔。現在的人普遍都有一種「我已經夠忙」待人接物的態度。沒心機看，只因放上好幾個小時，訊息就排山倒海以來。

講到談話中算得上有價值些的談歡和戲謔，在即時通訊只淪落到常見的一個表現的形式（就是上面這個表情符號）。想討個喜、挖苦一下人，都得用上圖片中這個外交意義深重的喊笑表情。無他的，即時通訊那麼片言隻語，一些無害作樂的患話都極容易會傷及別人。怕被揣摩錯、怕得罪人的忐忑，常常驅使我們只用一種很矯性的表達方式。那就是在談話說笑時，都用上一個表面歡騰、表面雀躍，內裏怯懦、又帶無奈的強顏歡笑樣。不但矯折，連傳情達意也怠惰了。

不見得是傳情達意的好工具、也不是使我們欣欣向榮的時間管理工具。

時間管理而言，正正因為沒有界線，也代表一個人一天的規律會受到蜂湧而致的訊息打擾。無論有沒有所謂藍剔、輸入中…這些由注意力工程師研發出來煩人的提示，收信的人很容易有一種虧欠感。因為發信的一方好像總有一種，我發了你便必須回的期許。這就衍生出已讀不回這類的第一世界問題。
和朋友聊天本身算得上是一種休閒樂趣。可是，當一個軟件中裝著家人、舊同學、同事、上司的群組，你的上線，就等於開放了個各個全天侯侯備的話筒。上了線就等於準備好收信，收了訊就要抵受必須回覆的寄望。悠閒和俗務的界線變得越來越模糊。

你的上線，就等於開放了個各個全天侯侯備的話筒，悠閒和俗務的界線變得越來越模糊。

我拒絕的是任何有我電話號碼，就假定我會想接收和想回答他訊息的假定。我所做的很多人會說我故步自封。但與即時通訊保持距離的人也大有人在。上親子論壇都可以見對Whatapps又愛又恨的家長。顯然我們社會對即時通訊的社會協定尚未成熟。我決然離開Whatapps是為自己的時間劃下界線。我不馴服於一個把我時間揉成一團的器械。就是因為沒了界線，發訊的人很容易罔顧他人感受和忽略人的時間規律性的需要。我沒有不顧他人的意思，只是對自己的時間尊重。

批評三：「不用Whatapps不是很容易錯過職場上的大小事情、上司同事間的溝通？」

我的朋友說我這樣做是把自己放在職場上的劣勢。她舉了個關於學校的例子（我在學校工作）她說：「如果下雨時天文台發出黑色暴雨警告，學校有哪些安排，都會在即時通訊平台中發放。你不可以要求人家專程打一通電話給你吧。」

坦白說，如果真是緊急事情，譬如有學生要輕生，一定是用打電話這種真正即時的通訊吧。像這種可以一大群人發放的訊息，肯定不是真正意義的緊急。其實很多公司都是這樣，選擇Whatapps群組不是因為真正意義的緊急，純粹上司、同事之間發話容易一些。顯然方便的代價是僱員在下班一段時間仍然處於工作的陰霾之中，難以安枕。重點是，我一至五不是在辦工室就是在課室，很多事不急到要馬上回覆的地步，就算是處理也需要時間。我不明白為什麼有了電郵電話，仍然要用上即時通訊。所謂不在群組就會錯失重要訊息，往往是誠惶誠恐，高估嚴重程度。

反過來看，我不覺得會把自己放在職場上的劣勢，反而我認為當一個人減省掉淺薄工作（沒可能完全避免），專注訓練持久的專注力，會使一個人在職場上創值出更高的價值。而專注力在未來歲月將被視為難以取締的技能。

暢銷作家紐波特在《深度工作》就分辦出兩個工種 — 淺薄工作和深度工作。淺薄工作指的是，「非高認知需求，偏向後勤的工作，往往在注意力分散中執行。這類工作通常法創造多少新價值。而且很容易模仿。」深度工作的定義是：「在不分心的專注狀態下進行職業活動。這種專注可以把認知能力推向極限，而這種努力可以創造新價值，改進技術，讓他人難以模仿。」

在科技迅速吞噬職位的新經濟當中，淺薄工作陸逐被機器取代。根據紐波特，有三種人能在新經濟中安身立命。第一是能夠和機械共事從而創造出價值的人；第二是每個行業中的超級巨星、亦即表表者；第三是擁有龐大資本的人。假使你沒有僥倖成為擁有龐大資本的人，深度工作力就是你要成為，能創造出價值以及行業中卓越的佼佼者的關鍵。

專致生活就是好生活

刪Whatsapp還有最後一個說出來得罪人的原因。大大小小Whatsapp群組的訊息太沒營養。你或者會說，沒營養的就退掉一兩個啊，不用離開吧。但是Whatsapp有時雜訊率極高。要從零星的事情找出有營養的事情就像淘金一樣，未專注得來已經消耗一堆腦力去檢閱，正是未見官先打三十大板。

網上流傳一段故事，一個教授在課堂上帶來玻璃瓶、高爾夫球、碎石、泥沙和啤酒。他先往玻璃瓶放高爾夫球，滿了就放碎石，然後泥沙，最後才倒啤酒。可是如果次序反過來，高爾夫球等就放不下了。其實大家都能理解，Whatsapp的溝通絕大部分都是泥沙，能做到玩泥沙的同時兼顧人生固然好，但我自問不行。

離開反倒有件事令我蠻驚奇，就是有些朋友聯想到我離開Whatapps就等於和他們斷絕關係。但我想說的是，我只是關掉即時通訊的帳號而已。現實中我還是個有血有肉的人。我會找你，你辰找我的話也是會找到我呀。無論如何，我感覺愈來愈能夠靜下來，看電影或看書時、不再覺得有東西在爭相我的注意力，能夠心無旁鶩。

聖誕奪魁遊戲玩法

遊戲規則

（一）每人帶同一件瑰寶。瑰寶的定義是一件自己平常不願，但為了討對方歡心能夠捨割的物件。

（二）遊戲開始之前，將數件物件列排於席。每個寶主為各自寶物設一道題。

（三）遊戲開始後，眾人先表態各自想競投之物。若多於一人競投相同之物，便要以競技方式獲得寶物。若只有一人競投一物，寶主聽答題之後，仍可決定贈寶物與否，但必須給理由。列席者應可參與，議論理由是否充分。

（四）每個題目由寶主所定，方式囊括以下三種：寫詩（亦即託物言志）、對句遊戲（類似小孩玩的接龍遊戲）、及猜燈謎。能夠答中題目，或得寶主青睞，應許競逐者的詩或句最應景，便能獲得寶物。



寫詩例子：

在沒有沒有電影、沒有電視、沒有手機，才子佳人的一個主要娛樂，就是寫詩。大觀園的公子小姐們在園中賞菊，就要寫一些《菊花詩》來應景。大家寫《菊花詩》，一方面是歌詠當季的菊花；另一方面也是企圖從菊花下手，寫出《託物言志》的美好詩篇。所謂的託物言志，表面上是在寫景，實際上是借景抒懷，表述自己對人或是對事的看法。

在紅樓夢中，黛玉的《菊花詩-問菊》中，最優美、最著名的句子，就是這兩句：
孤標傲世偕誰隱，一樣花開為底遲？

菊花在秋天開花。菊花盛開的時候，別的花都已完全凋謝了。所以，菊花是所有草花種中，最晚開的花。黛玉的詩是《託物言志》。《孤標傲世偕誰隱，一樣花開為底遲？》的詩句，說的不單純是菊花，其實是描述黛玉自己的孤寂性情，與伴侶難尋。什麼樣的性格寫什麼樣的詩。

同樣的賞菊，同樣的寫《菊花詩》，明太祖朱元璋寫的菊花詩，就是完全不同的風味。朱元璋乞丐出身，後來打下天下，成了皇帝。朱元璋當了皇帝之後，把諸多老友、開國功臣、殘殺殆盡。嗜殺的乞丐皇帝朱元璋，寫的《菊花詩》如下：
百花發時我不發，我若發時都嚇殺；要與西風戰一場，遍身穿就黃金甲。

這可真是應驗了一句話：什麼樣的樹，開什麼樣的花；什麼樣的籐，結什麼樣的瓜；什麼樣的人物，說什麼樣的話。

遊戲建議：寶主於寫詩環節前，可先在宣纸寫上一至四句詩句，讓參賽者對聯。又或者設單一題材，例如老樹、黃葉、逝水、煙霞，等等，讓競逐者寄情該物。

對句遊戲例子：

紅樓夢中，林黛玉與史湘雲在園中散步賞月，聽到有人吹笛。月華皎潔，笛韻悠揚。黛玉與湘雲二人，雅興大發，就玩起了《五言排律》的對句遊戲。所謂《五言排律》的對句遊戲，有點類似今天小孩玩的《成語接龍》。也就是說，黛玉與湘雲二人，一位先說一句《五言律句》的上一句，另一位就要接著對完這個五言律句的下一句。若果追求文學造詣，這個《五言排律》的對句，須符合五言律詩的平仄與韻腳的規範。

玩到了中途，黛玉忽然看到了池塘中有個黑影，就指給湘雲看。湘雲彎腰拾了個小石片，向池塘水中丟去。水聲響起，黑影嘎然一聲飛起，卻原來是一只白鶴。湘雲有了靈感，就出了個上句的題目，《寒塘渡鶴影》，要黛玉對下一句。黛玉想了片刻，想到的對句是《冷月葬花魂》。

遊戲建議：寶主及競逐者於對句環節，可任意擇物言志。在宜紙上寫上每句對句，讓眾人觀賞品評。

燈謎例子：

大哥有角只八個，二哥有角只兩根；
大哥只在床上坐，二哥愛在房上蹲。
（猜一物）

這個遊戲受到此專欄作者的啟發：http://www.haodoo.net/?M=guru&P=178

自以為是既外國人

外國人教育，強調獨立思考。每逢見到D外國人指出亞洲人行差踏錯，都好似未見先審覺得一定係亞洲人錯咁。呢Ｄ祟洋光環同埋一味仰慕人，真係描繪出亞洲人溫馴的一面。你去外國玩，如果外國人就黎話你做錯，一般亞洲人既性格，好容易就會龜縮。

係紐西蘭，我同同學放學經過地盤工地。工地棟起左一塊塊鐵板去圍住工地，阻攔途人走入工地範圍。於是我地行出馬路。點知個地盤工人就黎話我地唔應該行出馬路邊緣，應該沿住佢設條路，兜地盤工地外圍行出去。我有個同學，就叫佢周瑜啦。佢女仔黎，言行舉止都好禮貌，但就係有時太禮貌，係呢D情況搞到大伙兒理虧。勁蛇龜果下令人側目。

地盤工人好兇咁斥責我地。於是我話：「喂大佬，你應該棟個牌出黎，指示人點行。」個工人見我地亞洲人溫馴掛，好戰咁話：「我地一早放左個指示板係果度」。佢一指—嘩，大佬，九公里咁遠，搵鬼睇到。但周瑜已經馬上超級蛇龜，立刻話：「我地既錯。(My bad)」。果下我真下，正所謂輸人唔事陣，你有理無理向人認衰仔，想兜都兜唔到。有時我真係好忍受唔到人，係又認錯，唔係又認錯。

做人要有底線。我地一班同學去第個城市玩，坐巴士。上巴士之前要排隊。架車一黎，我捷足先登已經排到第二個位。排我前面有個洋女子，有理無理已經上左車。我叫齊我8個同學，叫佢地一齊上車。因為我手上拎住既係俾8個人入座既登車券。我見司機係度安排D人放行李，就叫我D同學上左車坐住先。

就係呢個時候，後面兩個洋人好心心不憤。佢話：「你可能唔知登車程序。你要等個司機檢查左你張登車券先可以上車囉。」我心諗，個洋妹一支箭沖上去果陣唔見你講。我話：「但佢（洋女子）已經上左去。」佢話：「佢上去唔代表咁樣係做得岩。」好。程序上既野我犯左慣例，我跟番。我叫番哂我D同學落黎。

但跟住佢唔妥既其實係另一樣野。佢唔鋸我一條友，排左隊伍第二位，但係就班哂8個人過來。我想問，如果係一對夫妻排隊，個老公排住隊，老婆去廁所，個老婆返番過黎，佢有冇權去跟番佢老公一齊上車呢？果兩個洋人當下係憑感覺討厭我地八個人一齊上車。但係個原則唔係取決於有幾多個人上車啵，兩個又好，八個又好，登車券上面寫左8個人，就係8個人一齊上車。唔通你拎住一個人既登車券，我話你整係上半身可以上，下半身要等埋後面果個人上左先可以上？

不過你可能會話，登車券只係訂明8個人均可以係車上佔一席位。但佢無話當其中一個人排左隊，就等於佢代替8個人拎到揀位置既優先權。咁呢樣野，佢又冇諗到咁深入。如果佢有諗到點反駁我，我倒會欣賞佢。弊就弊左，佢地連自己個立論都唔清楚。憑感指控我地8條友湧上車欠公德心，但係佢講唔出錯個地方係邊。就係呢種無力感。好多人連對錯都分唔清。但係西方人，有理無理扮左岩先，亞洲人？有理冇理認左錯先。做人唔可以未見官，先自動投降懺悔認罪。但轉過頭來又要埋怨投訴，呢D叫做懦夫囉。道歉唔係大哂，唔據理力爭就係戇居，人地或者會可憐你，但係絕對唔會尊重你囉。

辨學應否當成一盤生意?

究竟教育可否當作一盤生意去營運，這個議題向來議論紛紛。學位日漸膨脹，一張沙紙很難定一個人的才學品格。難怪面試之類的活動，經過三四輪的面試，都未必能肯定某人的頭腦正常。當拿到學位，都證明不了一個人的才學。那麼在學校教的或許都真的不是那麼重要。反正對許多人來說，讀書最尾都是為了拿一張光鮮的證明，入有名氣的大學，做得體的工作。讀書就是買回來的名銜，這有什麼過錯？

這些「真理」，是一個在教育大學的講師「坦白」的告訴我的「現實」。大學是消費主業中一環的產物。或許讀大學對精神上有莫大增益，但在經濟體系上，教育是將人分階層的器具。而讀書就是為了用這器具幫自己抬高身價。這個邏輯在富裕地方不陌生：學生給了錢，那老師就來提供產品和服務供享用。學生拿著一個名銜就可以槓桿向上。事實上，我認同辨學必須考慮到金錢。若果一間學校財政不穩健，連數年風霜都熬不過的話，更莫說將教育的熱情和理念實踐。不過一間要判斷一個機構是辨學還是做生意，就取決於其目的－是做人還是做物。

當下我太急切想去反駁，說教育不能是做消費品。在座的同學，都是我讀的這個老師文憑，認同讀大學無可厚非有消費和名牌的意義。老師斷言說這是社會經驗的人都會認同的鐵一般的事實，也是真相。我說：「你錯。這不是真相。這是你的意見而已。」我說：「沒錯，我知道拿到大學畢業在社會相當於資格證明，名牌大學也等於找工作的皇牌。對於這種追求，有些人會略過、認允甚至拍掌。我不認為這種追求是什麼過錯，有中規中矩的生活有誰不想？但是我是感到嘆息、婉息、可惜。求知走向這種膚面的追求會使人錯過很多美好的事情。」

他很想說服我，目標是讓我看清世情。他就問我：「如果教育大學和哈佛大學給你一個學位，你會選擇哪個？」我知道他在我回答之後會有什麼結論，我回答：「哈佛，因為…」「看，這就是消費主義的一個表徵。你選擇哈佛因為他給予你一個更好的名銜，為你前途得益。」

於是我問講師：「那在你結婚之前，你識得兩名女子，一名是你現在的老婆，另一名是一個青春少艾。你娶她是因為她能夠令到你走出受人青睞，有美好的生活。你的婚姻是一場消費嗎？」他說：「你可以用錢買到學位，但你不可以用錢買人與人之間的關係。」

我現在回想，他講的兩點都有漏洞。沒錯，你可以給錢買學位，但錢不保證你汲取到知識。因為讀書成果的價值是取決於一個人放了幾多心血，而不是放了幾多錢。同樣的，很難相信錢可以買得到人真摯的感情。我小時候一直認為錢很重要，到我長大了，我知道，那是真的。可是，我亦明白，真正重要的事情，很少是錢可以買到的：信任、正義、友情、認識自我、知己、真理…

我冷靜過來後想辨學不能為做生意最重要的原因，是因為我們的經濟體系實在很悲涼。如果連年幼孩童的光陰，也被納入經濟體系計劃的一部份，那我們真的要問的，不是社會缺多少錢，而是錢的價值何在呢？

我們現代的經濟體系，已大抵假設了一套分工制度。每個人的一生，都花相當可觀的時間，做甚為單一的專業，投放大部份的時間都投入在一門技術之中，去換取金錢維生。當我們重重複複的勞力，可以靠貨幣去儲存起來，我們就不用像石器時代一樣，每天想的事只能觸及到三餐以內的溫飽。按照國富論而言，這套分工法會確實能令經濟富裕起來，整體社會都能得到生活福祉和對未來的展望都能提升。

在整體福祉提升的背後，我們對個人的看法也已經轉變了。當我們用金錢計算和儲存我們的勞動力，我們也將人的一生的光陰綑綁起來。當每小時能以薪金來算的話，那時間就變了有價值。任何有價值的東西，我們都很擔心把他浪費掉。因此，在越富裕的城市，收入愈高的上班族，對於時間特別感覺愈焦慮，很害怕把時間放在沒生產力的地方，對未來也感到步步為營。換句話說，當我們的社會乘著經濟增益而上的時侯，我們把個人的光陰也一同綑綁在這上升指數線上。

這種對時間觀念的改變，是為什麼辨學不可以是做生意的原因。我們的幼小學童，他們父母是為了他們，才將光陰或多或少綑綁在社會經濟增長指數線上。他們這樣做，除了為自己生活福祉，也是為了下一代可以有更好的生活。於是，他們放下了部份陪伴孩子成長的時光，去從事專門的工作。這促使父母將養育孩子的重任，寄託在一所學校裏。在父母的愛之中，孩子很能夠體悟到自己的存在感。但當說到放一百多個小孩子到一級上，孩子對個人獨特之處十分朦糊。人在駕馭大自然後脫離農耕、經歷工業社會、走進商業社會。在現今商業社會中，由於經濟體系的分工，他們父母沒法像在原始的動物一樣，長期留子女身旁撫養照料。缺乏的陪伴和教化，在分工體系中由老師接管起教化下一代的角色。老師不是代替父母，沒有任何東西能代替父母的照料。老師只是個折衷。而父母亦很理應期望老師，並不是只是教孩子成為一個在這經濟分工體系下「有用」的人，而應該把握有的時間讓他們的孩子活出最大的可能。因為當一踏進成人階段，也意味著他或多或少步進分工體系下的一員的路上。

這個經濟體系對教育有莫大意義。勞動力攤開來說就是一個人的光陰加上他的能力。一個律師一小時可以做到市場上很少人做到的事情，所以他時薪可能是五百港圓。一個洗碗工的一個小時可以做到的，是市場上很多人都能做到的事。所以他的時薪可能是三十港圓。但我們累積的金錢，其實換個角度看，都是我們的光陰。我們消費的東西，用的不單純是貨幣。貨幣給了我們的印象，是我們消耗一些外在物。但實情是，我們是消耗我們綑綁後的光陰去買各種各類的商品。


如果把辨學當成做生意的，這不是過錯，只能說是怠惰。如果學生把讀書當成是在經濟體系中分工找到適舒些的位置，他們就錯解了父母的心意。父母對於這個他們歷經數戴的社會，或多或少深諳這個社會的一些過錯。如果你們能夠成為更改社會的錯的一員，相信父母見到必定感到自豪自己能教出這樣的孩子。另一方面，如果學生在學校應該學懂對這個自己生於的地方熱切去了解。如果只滿足於成為經濟起飛上升的火箭之一根螺絲，連看哪兒都懵然不知，那當代學校實在令人婉惜。衡量一間好的學校，不是看它出來的畢業生做麼響亮的職種，而是做這些出來的人，在看到一個好人時候，有沒有這個能力去辨認出來。

[評論]一個教大人對蔡若蓮喪子被「恭喜」之事情的爭端之取態

最近教育局局長蔡若蓮的兒子自殺身亡，令人婉惜傷感。隨後，教大民主牆上竟貼上了寫著「恭喜蔡若蓮之子魂歸西天」的紙張。教大的監控攝錄機拍攝到兩名生事者，懷疑是學生。一邊廂說這二人幹這種事很陰顰很涼薄。另一邊廂爭論，字眼雖是涼薄，但強行去清拆就是干涉校園言論自由，是文字獄、是白色恐怖。一邊是為了把關社會風化，一邊是為了捍衛自由民主。社會有相當地位的人，大多接受不了涼薄如此的字眼，肆意橫行校園。他們譴責此舉。豈料這演變成一場爭議，成為言論自由與社會風化既角力。原來民主的威望，可以軟化公眾對這種涼薄舉措的審判。這不禁使人疑問我們對民主是否有種迷信。

教大校董馬時亨在電視上說：「我希望香港人好好反省一下。自由是有界限的。自由不是沒有界限的。」他接著說：「換著你是家長，你會否讓你的子女受這樣的老師教？」。將心比己，沒有一個家長會樂意將自己兒女，交給一個在年青人逝世時道賀慶祝的人手上去教。我是認同這一點的。

可是馬先生沒有說清楚，他指的民主自由的界限在哪。網絡上，繼續有人紛紛以捍衛言論自由為理由，間接支持以自由為由認允這些謾罵。這個世道，高呼民主，換來十個八個讚已是輕鬆事情。這種能見的認同，使得支持禍端的理由都好像很合理：「生事者都是發表自己意見，有什麼可斥責呢？」正所謂，禍從口出。我們似乎忘記了，中國歷代多少人因為一個口誤就丟了性命。回顧歷史，我們可見社會進步了，百姓福祉都受保障，不會再因一言之弊就被皇帝官員判入牢獄。繼習了西方民主氣候之後，公共行政透明公允的方式。這效益是修到了。另一方面，公眾意見也百無禁忌起來。民主作為後盾，造就了許多有恃無恐、大言不漸的謾罵譭毀。這境象並不利於有秩序的公共行政。

正所謂童言無忌，學子敢言的性格似乎是值得推崇的。但當這種寬容不審視內容，只在乎勇猛，便會養成一股自以為是的態度。日久縱容的結果是，失去了自省的思考。面對爭端，欠缺內省，人很容易被一己私欲和野性牽著鼻子走，有理不理將矛頭指向比自己有權力的人。這種理想的受害者的角色，對政府、當權者一概抱持敵意。民主氣侯對於社會的難題和禍端，一般都很懶得去解釋。對於社會事件的結論，總離不開當權者是極度愚蠢或是極度奸詐。任何絲毫顯得與民主相悖的舉動，都視作老奸巨猾。於是，但凡有當權者執行稍為嚴苛果斷的管理秩序，都會引起連鎖的反應，說最黑的日子已經來臨。「文字獄」、「白色恐怖」這些壯烈的字在當代的用法，已經脫離他們所標記的悲痛事件，以及失去了其深遠歷史意義。在這個年代搬出來的用意是表達：「你憑什麼來管我？」

在上個世紀，許多智者洞悉到，民主社會，縱然它是一套多麼優秀的政治系統，對個人的權利多麼看重也好，它都必定會養成任性妄為的個人主義。我們要問清楚，我們是不是要一個挾怨帶仇、絕勝棄智的社會。說白了，這貼出來的幾張咒罵，無非是針對教育局局長這個掌權者的洩忿。民主社會的氣侯底下，對任何疑似特權、精英、階級的東西抱持懷疑，已經不是第一天的事情。但當這種監控混雜了個人的仇恨和偏見，就變成一種咒毒的謾罵了。坦白說，這個局長剛上任，除了過往在教育界的經驗之外，實行的政績都鮮被廣泛知曉。討厭他的理由何在？喝彩人兒子逝世的恨何在？生事者可以公然了一個痛快，莫非他早熟諳這民主的放縱，預料許多衛士將會挺身而出，欣賞他的「敢言」？

對於放任如此的舉動，教大校長張仁良向記者批評生事者的不當：「禍不及妻兒，為什麼要在別人傷口撒鹽？」。張校長是想指出生事者的禍遷家人的殘忍。但在於支持生事者的一方，這並不是一個充份的理由，來解釋生事者哪裡出問題。我不想似語言學家般過度字眼分析，但「禍不及妻兒」的潛台詞就是「一人做事一人當」——蔡若蓮有對你不著的地方，你找他算帳就好啦，幹麻要牽怨於無辜妻兒。換言之，怨你可以報，但要找對對象。

但張校長把重點弄錯了。生事者錯不在找錯對象，而是惡在他們輕蔑生命。一個年輕的生命，都像我們每個人一樣，有一個未知的天命。當一個人要以死去了結活躍的生命，代表他在這個社會中，看不見未來、找不到出口。年輕人有更長的歲月去成為社會中可貢獻的一員。對於整個社會來說，年輕生命逝世，怎麼看都是一個損失。這亦都解釋到為什麼我們對年少喪命，會有莫大的哀慟。深思一下，我們便知道沒有一個社會是完美的。當一部份人享受優待的同時，便有部份人在背負苦困沉重。這境像未必在日常生活中顯而易見，又或者我們的心已疲憊不堪去感受。但這並不防礙我們知道，由個人聚集而成的社會，我們或多或少都旁人造了些孽，所以我們莫說不能嘲笑年少逝世，更要對這些悲劇懺悔。

社會是從這一個一個的悲劇中汲取教訓，改過修正。我們有多願意去承認錯誤，是決定我們是要隱惡揚善，還是隱善揚惡。生事者這次的舉動，不是黑白對錯那麼分明，卻是善與惡的抉擇。生事者或許現在可以拍心口，說自己到底只是打開心窗說亮話，並沒有責任要負。但要把握這個機會自省，是否唯有心中怨懟能重創別人心靈，才能滿足他？換個角度，我們做事不只是考慮社會容不容許，也要問問這過不過到自己的良心，是否己所欲施於人之事。這幾張紙，只所以引起社會這麼大迴響，是因為它或多或少反映了我們社會的一面。這幾張紙上面的訊息，是說一個人「死不足惜」。當社會其中一員離開這個世界上，有人會認為這是得益而非損失，跑去興高彩烈向死者家人道賀。這句話的訊息令人不寒而慄，使人覺得原來自己生於活於的城市，是多麼的冷酷悲涼。

以前某些說話講出口，阿媽都會拍打我個頭：「積下啲口德啦你」。父母輩或多或少都相信鬼神之說，認為神靈總是在背後監聽著我們一言一行。我們的迷信好像從神靈溜到了民主女神身上。民主女神是否能將社會難題都迎刃而解，這是言之尚早。但我卻覺得民主女神並不如鬼神般使人律己以嚴、豁達釋懷，反倒令人變得自我怯生、以眼還眼。當我們的頭不再向上求神仙指點迷津時，我們便要與鄰近和對站的人赤裸裸地面面相覤了。但願我們互相在對方眼前和自己心中仍是個謙謙君子，懂得自重自愛。

理工大學戰略決策大會會後感

8月28號的這一天，我到了理工大學出席第二次公開戰略決策大會。會議的目的是讓制定學校方針的部門，向校監、校董、校長、學校職員和學生匯報發展方針。校長問：「按登記名冊應該有些學生在場，可以舉舉手看嗎？」在場有兩個人舉了手，其中一個是我，另外一個聽了一半問題也沒發問就走了。可見這種會議受到多少的關注。

特然想起了一句說話: "Everyone knows that the rich doesn't pay tax. It is the poor who pays the tax. Luckily the poor don't vote." 當權的人難得讓你佔一席位，不把握話語權就是自暴自棄的一種表現。窮人之中最好的、最值得尊敬就是那種不滿足，不感恩的，有野心的。沒有理由他們應該向撒下來的麵包碎感到感恩。他們應該佔一席位，為自己利益爭持。如果是與己身最有利益關係的都漠不關心，沒有付諸實行的意志，那真是可悲。

會議中講了形形式式的發展方針，總括未來理工大學的發展將由四個範疇組成：
Teaching and Learning
Research
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Engaging with the Nation
Entrepreneurship

會議中一再不斷重伸的主要兩件事情：（一）世界變得很快（二）我們要更加專業。

這個要領在數碼科技時代已經不停強調，講到連教宗都開始在講。可是我奇怪的當是連辦學的人都在說深圳乃是矽谷2.0，要加緊打造學生往內地市長發展數碼商機，怎麼辦學校的人好是來辦商業的。這是可以理解的。正所謂，國家打造有用的，個人締造美麗的。個人的風花雪月在大機構大發展中沒有位置。作為我城的大學，最重要的是培養出有貢獻的人。社會現今對大學的期望好像是視它為一座職訓所。生產出來的學生，必須有一技所長，在社會上發揮一點用處。所以大學的方針無可厚非。他們要打造專業的人才。

但這不是大學的全部，大學不可以全部是職訓。如果你像我一樣與我的同學聊聊天，你會發覺除了一份稱心的收入和安穩的工作之外，我的同學們對於大學籠統地皆分享著一股願景。他們希望在大學求學時期受到點化，類近遠古一點的大學，老師的熏陶和教化，使我們活得快樂一些和睿智一點。

於是，我在會後發問環節問了個問題。我說：「辦學的你們究竟是想做什麼樣的學生呀？」人，只會被一樣東西說服，就是聰慧的智力。大學是一個智者的集中地，亦應該培育出有智有志的青年人。在我面前演講的人關心的是要怎樣使大學更國際化、怎樣將最新的科技配套應用在教學上。「然而，課室多了五個美國留學生，但學生不知道跟他們談吐什麼，也是對於智力提拔也是徙勞無功。有了先進電腦軟件，但無法燃起對個人修養的熱情，也是徒添傷悲。」「好像一輛火車，他可以有最先進、最高端的設備儀器，但若果不知道前往何處，也是枉然。我想問的是，我們學校的方向其實是走向哪兒？我們希望做出具什麼樣的智慧的人？」

即使沒有外國交流、電腦軟件、獎牌榮譽，學習一樣能夠發生。最需要的是明智的老師和確立、有價值的目標。而教育這種從事人心的事業，定位的需要近乎宗教的內在層面的目標，才能將理想化出來。十九世紀美國教育改革家Matthew Arnold認為教育是好社會的關鍵，但是他有很獨特精僻的見解。他提出教育的目標應該是引發人內心的酣甜窩心（Sweetness and Light)。這教學理念聽起來很奇怪，而Matthew每每在他時代發生暴動混亂之時，他的批評者就會想像他出來張羅說：「請別費神去思量解決失業、低薪這些社會問題」，你應該把你的心神放在更高的理想：集中於習會怎樣變得酣甜窩心（Sweetness and Light)，這是他提出教育使人修心養性的成果的最終目標。這提倡常常被他的時代的人拿作笑柄。但他的理想確實是一個讓未來的大學更美滿的一張藍圖。詳閱他最具影響的書Culture and Anarchy (1869) ，這裡我不冗贅述說。

當我羅列了這些美麗的意念時，一個名叫TC的校董說，很欣賞我出來講話，也認為我博覽群書，需要像這樣的年輕人云云。接著他說學校有投放一些資源到全人發展，所以由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變成了 holistic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。然後另一位叫菲臘的校董回答說：「你必須要理解理工大學的背景。理工大學是很集中專業的，人文學院的規模比較細。所以我們資源不夠集中，去締造你所提倡那種近博雅教育的，專注投放到心智的全人發展。但我們不是沒有。而像我一樣，對中國歷史是很有興趣的，也常常看。但我們放到自己的個人研習之中。在大學，還是要有常規的教育。」他說：「可能理工大學不是你想要的教育。」

我不想他們把我當傻瓜。我釐清說：「我知道理工大學的方針是走專業路向的。我之所以把我的理念羅列出來，就是因為希望我們都能夠看清楚這種路向的限制和弱點。說白了，專業教育就是要打造工具，人文教育就是要打造人心。這兩種追求都是可敬的，但我們要有勇氣氣承認，這兩種追求需要兩種課程！」我指出：「你所聲稱的幾個目標：培訓青年人作批評思考，培育他們成為有責任的年青人。這些質素需要仰賴的是一種能拌起熱情的人文教育，是單純專業教育做不到的。」他反對我的論點：「我不認為批評思考這是只有人文教育才做得到。專業教育亦一樣可以做到。」我認同他這一點，但提出前提：「專業教育的材料，必需要具有爭議性才能做到。因為沒有爭議性就沒有思想自由，沒有思想自由就沒有教育。像現在我們在對話，我可以有我的見地，你可以有你的理解。這就是教育最好的體現。」

我不反對他說專業教育也能教懂人批判。但批判一字的意思是，懂得分清次等和優秀的見地，取其上等所用。專業教育可以教懂人批判，但人文教育是最能教懂人批判。因為他是集歷史中最優秀精僻的見解，也是人類文明錯誤的列表。我們讀這些文學經典是為了明理，學會處世，並非是單純為了生計。然而，在現今這股科技日新月異的時代，人很容易變得浮躁，對名利追求得別強烈。特別是機器取代人的速度這麼發，成為在市場上專業的人才更容易使人熱哄哄的追捧。那麼多人都對這種追逐紛紛點頭是好，連學生也甘之如飴，如此受教，如此服從，真是令人沮喪。我只是希望喚起關注，重新看見打造人心的教育的對我們人生的裨益。在我看來，當一個靈魂在求學時期遇到充份提拔，當他的心智經受到敏銳磨練，他日際遇來臨之時，定能為社會帶來一些裨益，同時獲得可取的回報。

以前說受過教育的人，字裏行間的暗示是，這個人藉用文化留下來的書藉去修養靈魂，從而心智得到提拔的成效。但是現在說受過教育，只是字面意思，說這個人入過學校讀過書。教育現在對於很多人來說是一個人生必經的「experience」。用這個字很反映出我們當代對於生活的看法。「出國去旅遊買到旅遊體驗」、「付費脫毛中心享受一星期滑溜溜脫毛體驗」。「experience」底下是當代一種休閒消遣的消費愛好。媒體上大行其道的「一生人一定要試一次的什麼什麼體驗」就是看準了我們這種愛好享樂的心態，拌起我們缺失美好人生的後悔感覺。在這種推銷風情下，進大學不再是以往樸實敦厚、虛心納學的博文館，而是幫助完成野心勃勃、個人祟尚的中產生活的列表的保證書。

那位菲臘先生說得對，理工大學給了很大部份我不希冀的教育。但我是如此衷心感謝他，沒有他給我不想要的，我也不會那麼哀怨的去找我的森林。我感謝過往教我語言學的導師，他們彌補了我沒有英語作為母語環境的缺憾。但我特別感謝的是，是那些有意無意提拔過我心智靈魂的老師和他們的課堂：通識教育的余教授的希臘文、拉丁文、中國孝道；英文系的葉教授的Literature 、Rita講述語言歷史連帶世俗權力鬥爭名叫 Global Lingua Franca的一堂；社會學科的倫理學。我希望這篇文章，能令人理解理工大學是什麼，不是什麼。如何在裏面怎樣學習的你，會修到什麼樣的成效。出奇地我是在蔑視和不服從中得到最大的滋潤。

你能在理工大學學懂思辯的課堂 - Ethics in Daily Life

我在理工大學用了五年的時間完成一個大學課程。這段時光我百感交集。其中我特別想讓人了解，理工大學是什麼，不是什麼。我會由我最喜愛的三個課堂開始。

很奇怪，在整個大學生涯最後一個學期，我才終於找到了我理想中上堂的的模式，一種切合我對大學想像的交流的模式。我初初進來大學想像課堂想像模樣，有點是源自於古典希臘上課的方式，很多師生交流，在某個議題展開一場場思辯。然後同學也跟著課堂動向，適時出來審理評價的。這種處於課室的即場互動，是我認為Lecture最大的價值所在。不只我，其實許多人對大學都有這股暇想。而我也只是在五年的盡頭，遇到了這些老師和這些課程，讓我深刻感受到我的靈魂受提拔。

我之所以說是暇想，是因為在當代的大學，這種思辯氛圍實在買少見少。不是自誇，與其說我遇上這種環境，倒不如說我自己營造了我想像的大學氛圍。我在看了《文化的衰頹》之後，對蘇格拉底的問答教學方法特別渴求。這種教學法就是一種流動的思辯。這種思辯，同學固然可以像是觀眾一樣，在旁聽課老師與同學博奕。但是，這種教學方法更加鼓勵全部同學一齊參與。

APSS1A04 Understanding Ethics in Daily Life
陳啟恩老師的課，帶我們走入倫理議題的各個篇章：（一）道德的性質（二）效益主義 (三) 康德的道德理論 (四) 美德倫理 (五) 道德多元主義還有更多的議題。這些課題濃縮在一個篇章，聽上去未免嚴肅學術。但我上完課之後，感受到智慧受洗滌的感覺。

課堂的中心是學會對與錯的準則。這準則是基於不堂的學派思想去展述。同時亦會引入生活例子、歷史事件，讓同學憑自身經驗和智慧審理。但是老師不只是讓生疏又年輕的腦袋任性的去辯博。每一個重要的抉擇都有一個大思想家作參謀：康德、亞里士多德、約翰·羅爾斯等等。搬出這些人不是要你立即去服從。你可以有自己的想法。但當你聽過這些受過時間考驗的觀點，便看得到有些人的確比我們更敏銳，更通曉人性，更能言善辯，更能為偏頗的人性把關。他們就像是牧羊人一樣，防範人性走進險境，將正確、善惡下了一個中肯結論，引導人們的操守。他們將傾向自私和疏忽的人性，帶領去一個更加警惕和服眾的路上。

本著這種志向，在最後一年的課堂，我都帶著活躍積極的心態去上課。尤其遇上課堂中帶有一些人類文明共同關心的議題－生死、道德、倫理、正義、野心、欲望…在這些每個人的利益和偏見都牽涉既案件當中，我都積極的拋出我的判決，測試一下自己的智力和說得力。有趣的地方就出現了，當我開始將我想像的境象帶入你的生活當中，那種我渴求的大學思辯陸陸續續在很多我上的課堂上出現。

我特別想指出，這種流動問答的課堂，對博雅教育為什麼那麼重要。博雅教育不同專業教育。博雅教育的課堂來講，你不用是專家，你都可以作出有理據的評審。因為課題都不需要特別的詞彙和專業身份。你只需要是一個人，你都總會在生命中遇上類似的抉擇和難關。以正因為這些抉擇和難關沒有一個固地的答案，於是便有了爭議性。沒有爭議性就沒有思想自由，沒有思想自由就沒有教育！所以這種流動問答的課堂對於博雅教育－亦即是教一個人怎樣做一個更完美的完人的習練，特別重要。

雖然當中有些不是平常人在普通日子會遇到：坐在一架駛住有五個工人的火車上，要扭駄前往另一面只有一個人的路軌上，或者繼續讓火車駛向將會撞向五人的路軌上。這都要思考怎樣平衡自身和他人利益？什麼為合理及正義。這些人性處境考驗的就是一個人智力和判斷力，也是驗證出人比較光輝和黑暗的面向。

有人或許會擔心，這最後會不會變成亂哄哄的罵戰。當然課堂上高談闊論是很容易紊亂。這就要看老師管理討論的功架。另一方面，怎麼息平紛爭，讓課堂有見地亦考功夫。某些學生聽到同學不同的見解，可能會做出像是聽到世上最荒謬的事情的樣子。這就要靠老師怎樣去說服學生，接納最中肯的意見。

這種教法非一般照書直讀，或量產式教學能夠做到。教材和教法恰宜，足以使搞拌起學童對事物的熱情，熏陶出處理公共事務的智慧。當學生感受到自己也能作出中肯的判定，就不會那麼容易受到外在的耳濡目染，在紛亂的世界感到無力。換句話說，他對人生開竅了，能夠感受到憑自己的意志掌握是非真假、青紅皂白的信心。我在這堂課裏，參與了多場的思辯，看到了老師指點頑劣拙見，認可精僻觀點。這是我一個在理工大學感受到靈魂深深被提拔的課程。